解。
不过,我此次前来北京是代表着革命委员会的意志,革命委员会同样把中国的利益放在了首位,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场战争会很快的结束。
现代科技的发展,使得一国之工业能力决定了一国作战的潜力,德国的工业能力虽然不及英法俄三国的总和,但却是英法俄三国任一国家都无法单独抗衡的。所以在双方的速胜论破产之后,德奥同盟对英法俄协约的对峙战很快就会变为工业能力的对抗。
当双方彻底动员起本国的工业能力全力应对战争时,国家财政也就让位给了全民财富的对耗。各国财政也许支持不了当前规模的战争多久,但是一旦把全民的财富导入战争对耗,那么以英法俄德奥几国积蓄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财富,绝不可能在一两年内被战争消耗完毕。
所以,革命委员会的判断和顾先生您的看法全然相反,时间拖得越久,无法结束欧洲战争的协约国各方,只会对我国越加退让。
诚然,在欧洲大战结束之后,协约国也许会返回今日向我们做出的退让,不过到了那个时候,我们也相信中国已经不是现在的中国了。
革命委员会始终认为,国家的安全应当求诸于自身,而不是寄托在列强的仁慈之上,否则我们永远都别想获得国家安全这种东西…”
顾维钧最为反感王葆真的就是这一点,动不动就把革命委员会这个词挂在嘴边,搞得谁身后还没有一个政府似的。不过他细细想了想,他还确实不能把北京政府这个词挂在嘴边,因为他说的都是自己的意思,甚至连外交部的同仁都未必会认可他的看法。
欧洲大战开启之后,政府内部就分成了两派,留学英美的官员们认为协约国必胜,而北洋军出身的将领们则认为德国会赢。陆军部实际管事的徐树铮,在日方宣布对德宣战后一度想要对德国人示好,只是因为革命委员会始终保持着对日强硬的姿态,才让德国人放弃了和小徐接触。
北京政府内部对于这场欧洲大战的分裂立场,早就为报纸给刊登了出去,因此他哪里还能以统一的政府立场应对革命委员会的立场呢?
基于不同信息作出的判断自然是不可能一致的,王葆真自然不会将完整的消息透露给顾维钧,因此他的提醒在顾维钧看来,不过是得意忘形的托大之言。他并不认为在短短几年内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改变,因此自然也就无法认同趁着欧洲列强难以动弹的时候出手。
而王葆真也有些瞧不起顾维钧处处把国际法放在嘴边的作风,虽然早稻田大学远不及哥伦比亚大学,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国际法的研究上弱于顾维钧。
只是他跟着吴川的时间也比较久了,自然也就认同了吴川的观点,当前的国际法不过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用来压迫世界人民的工具。当它不妨碍人民利益的时候,我们可以不予理睬;当它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时候,我们自然是要撕毁它的。
双方的价值观如此的不一致,自然谁也不能说服谁,这场谈话自然也就无疾而终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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