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的增加,其实是理所当然、十分必要的。
站在两百万人口的门槛上,武汉要面临的挑战,远比跟唐朝朝廷来一场捉对厮杀还要大。
两百万人口,需要增加大量配套的基础设施,除了武汉体制所必然配备的教育设置之外,诸如道路、消防、治安等等部门,专业技术人员的招聘、培训、上岗,就是相当消耗精力的事情。
以消防为例,尽管属于临江城市,但武汉不论江南江北,都是大量的木制建筑或者砖木混合建筑。一旦爆发火灾,扩散起来的范围就不是一户两户一家两家,而是一个片区一个片区地遭难。
针对这种情况,不论江夏还是汉阳,亦或是新置的咸宁市,在划分居住区、工业区的时候,都是呈现一种条块分明的状态。每个街区的节点上,都会有消防作用的水塔,城市的排水系统,也要考虑排水渠要承担防火沟的功能。
这种看似历朝历代一脉相承的城市布局,其实内在区别极大,安防人员需要的素质,绝非是传统的“贱籍力夫”。
当灭火也需要相当专业的技能时候,等于一个全新的职业,就这样诞生了。
类似消防这种情况的,自然还有相对亲近的“警察”,概念上的“片儿警”,以半官方半民间的形式,出现在贞观朝的武汉。
“片儿警”的来源多样,可能是某个工业区的头面人物,也可能是地方“乡贤”的亲眷子侄,总之,他们需要在官方有“印象”,在民间有“威望”。作为武汉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缓冲带而存在着,当事情无法调和的时候,自然而然地,就成为武汉的“粮官”,武汉官方就会学习孟德公,借他“人头”一用,来安抚军心。
当然不会真的剁了人头,但各种猛如虎的操作,还能能够唬住大量不明真相群众的。
至于事后偷偷地给个补贴,让他们换个岗位再就业,也算是基本操作。
武汉各种原因各种条件催生出来的各种职业,只能在武汉的体系中发挥最大的能量。假如整个天下都是武汉的体系,自然是不必担心这样那样的风险。
但因为大唐朝廷的客观存在,武汉是以“异类”的形式示众,这也使得各种新生职业的从业人员,尽可能低保证武汉的存在。
因为只有武汉存在着,他们自己的存在,才有价值,才有意义。
洛阳外朝的官僚们,如今多有“言必称武汉”,多以武汉上下办事的效率如何如何来说话,但却忘了,武汉上下的效率之所以“高”,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在洛阳的存在,才逼得武汉不得不“高”。
吃卡拿要、坑蒙拐骗、敲诈勒索……武汉官场并不比洛阳官场好到哪里去,只是相较洛阳那种烂到令人发指比起来,武汉只是烂的稍微和蔼可亲一些。
于是乎,在经过一系列的比烂之后,武汉因为烂的不够彻底,自然而然地“脱颖而出”。
又当长孙皇后准备起用女官时,朝野上下本该反对声阵阵,结果因为武汉官场的客观存在,这就使得互相抬杠居然变成了一起胡吹。
真正铁了心要反对这个政策的,只有在某些领域跟武汉势不两立的国子监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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