曲扒皮给枪毙了，奠定了自己的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。眼下明显他是又使出了那一招。

　　但工作组的那些人员，似乎对曲海山这种“大公无私”的阶级觉悟大加赞赏，还在会上表扬了他。也因此忽略了曲海山本身的贪污行为，退还就草草了事，他没受到任何处分，继续做他的大队长。

　　支书柳奎也做梦没想到曲海山会揭发检举他，心里恼恨这个白眼狼就不用说了。但他知道对自己的所有检举都是真实的，他感觉大难临头，在劫难逃了，就只有一条路，咬牙硬挺，死不承认。

　　作为工作组组长的杨北安，心里明白柳奎当支书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缺德事，他也暗下决心要揪出他的所有罪行来。

　　工作组进村后，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、扎根串联、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，揭批干部的“四不清”问题，多数“四不清”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，低头认罪，愿意退赔贪污受贿、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（实际上是空头支票，根本退赔不出来）。

　　可支部书记柳奎被批斗十几次，就是不认罪，一口咬定自己是清廉的。

　　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，也为了是乡里乡亲的不好下手，杨北安下令，把柳奎交给他们，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，并明确表示说，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手段，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；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，就说明你们无能；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，必要时可以动武；你们自己不愿意亲自下手，可以找民兵协助嘛！

　　可是这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，和柳奎磨破嘴皮，他就是不认罪，堡垒攻不破，大学生们束手无策。

　　组长杨北安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。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，他吩咐道：“把柳奎叫来，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！”

　　柳奎还是一副硬挺的样子，回答说：“我有错，但是没有罪。刮共产风，扒房子，没收社员家里东西，反瞒产私分，搜社员家粮食，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，强迫吃食堂，都是根据县委部署，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，不干不行；大队饿死那么多人，我心里也很难过，可是没有办法，粮食被国家调走了，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，地也没有种，哪有粮食给社员吃？食堂只好停伙，饿死人主要在那时；我向镇里反映多次，要求发放救济粮，可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，说一定能搜到粮食；我们搜了十几家，一粒粮食也没搜到，然后就不搜了，镇委书记还骂我无能，要打我的右倾。多吃多占我确实有，作为共产党员，是很不应该的，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，可是不这么干，我家里人也要饿死……”

　　柳奎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杨北安就走上前去，斥责道：“你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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